被邀到一所大学讲课，我再三推辞依然没能逃脱。并不是自己学养深厚可以拿拿架子，恰恰相反，是怕自己被人指责为一个无知无畏的大傻瓜。所以，我几乎是废寝忘食地阅读了若干相关的书籍。可以这样说，那段时光我掉的头发比读的书还要多得多。

高等学府在我的理念中是十分神圣的，所以我一点不敢妄自尊大。在系主任的引领下，我几乎是诚惶诚恐地站在了讲台上，按照精心设定的授课程序近乎完美地结束了第一天的课程，课堂秩序分外地好。我的心情也分外地好，像那天明净的天空。

但是，以后的境况就越来越差，课堂上有了细微的说话声，偶尔还会突然冒出手机铃声，有个别的学生在不停地发信息。我感到我作为教师的尊严受到了侵犯，但是我并没有指责学生，我只努力地反思自己，努力地在自己身上找问题，然后努力地把课备得更细致，使那些生硬的理论能够变得多一点情趣，多一点书香的味道。但是，我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大众的认可，依然有学生在那里说话、发信息、心不在焉，好在我从一些学生的目光里看到了某种满足，抑或是渴求，因此我得到些许的安慰。但是我还是怀疑我的教学能力。

不过，我也因此变得狡猾，我试图摸一摸学生的知识底细，探探他们肚子里究竟有多少墨水。如果他们肚子里的墨水连我都淹没了，我还在这里咿咿呀呀，岂不贻笑大方无地自容?

于是，我在备课的内容里设置了一些考查的问题，并且机巧地向学生发问，然而，学生的回答使我像学生面对我的问题一样的愣怔。我以为我的问题出偏了或者出难了，降低，再降低，结果还是没有出现那种对答如流的局面。我感到莫名其妙。

更莫名其妙的是班里的小班长找到了我，他说：老师你的课为什么要讲那么长，你不累吗?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真的感到莫名其妙，我按照正常的作息时问讲课难道不对吗?难道其他老师不是这样讲课吗?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于是我像个小学生一样地去请教小班长。小班长咧嘴笑笑说，你太认真。并且，他提醒我，你不要每天都点名，学生会反感，以后学生要在学校考察老师的表格上打分的。起初，我以为小班长在关心我，后来我又以为小班长在威胁恐吓我，再后来我不再想这些问题，依然认真备课，认真讲课，认真点名。

终于有一天，一个学生大胆问我：老师，你没在大学上过课吧?我立刻意识到我与大学世界的距离，我只是个局外人，只是凭着良知想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，但是我的做法无疑又与他们有着很重的隔膜。一时之间我陷人了苦闷以及苦闷带来的反思，可是我并没因此改变我的做法，而且没有放松自己和放松学生的任何环节的投机取巧。如此坚持了一段时间，课堂上的局面似乎有了些好转，原有的各种杂音似乎降低了些，但依然不是我想看到的理想的学习状态。

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事态的发展似乎更趋于严重。负责管理教师的一位同志出于好意告诉我，现在的学生就是这样，管理上不要太严格，尤其是大学生，都是成年人了，要多与他们沟通。而且，她又特别强调了学生考核老师的重要。她说，对于老师来说，学生的考评往往决定是否能继续聘用。于是，我理解了“沟通”的意思，满头雾水，我不知道究竟是我错了，还是学生错了?究竟应该修正学生的学习状态，还是应该修正我的教书状态?

临近学期结束的时候，有一个周末，学校把一个系的所有老师请去开会，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按照学生考评的结果给老师排名次，局面是直接而残酷的，五六十位老师被分为优秀、良好、一般三个层次，每个老师都拿到一张打印的纸条，纸条上写着考评的分数和基本评价。整个结构体系是中间大两头小，优秀老师很少，一般老师也很少，拿到“一般”的老师就意味着被淘汰，下学期就没有课上了，包括本校的在职老师。我的意外就在于我拿到的不是“一般”，也不是“良好”，而是“优秀”!我没想到我的一意孤行会有这样的结果，但是我也没有因此高兴，因为我看到我的学生并没有好好学习，也许仅仅因为我的认真而使他们有所感动，感动之余才赐我一个“优秀”的结果?

整个教学过程中一直有个小细节我没弄明白，那就是第一天课堂为什么会秩序井然?后来我终于探明了其中原委，小班长告诉我，因为那天教室里坐着他们的班主任——一位和学生年龄差不多的女教师，学生如果乱说乱动是要被扣分的。哦，原来是“分”把学生“铐”住了。中国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始终带着一副镣铐，铐着他们走过青春年华，一旦跨人了高等学府，那副镣铐的作用就不那么重要了。他们平时甚至无须翻动书本，依照老师提示的要点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一门课程的合格。也许这是长期禁锢后表现出的慵懒，也许是社会的种种不良渗透所产生的恶果，也许是教育本身出现了痼疾，总之高等教育的确是侏儒化了。

考试结束后，我离开了那所学校。就是那位年轻的女教师在我告别前，把下学年的聘书转交给我，我几乎未假思索就拒绝了。这样的举动，甚至连我自己都没找到一个可以解释的恰当理由。